过年回乡的路途，总是很拥挤。其实，从重庆到我的家乡——贵州剑河县，三年前就修通了高速公路，600多公里，开车回乡不再遥远。县城所在地叫“革东”，是苗语的音译。少数民族占了全县人口的96%，绝大部分是苗族和侗族，县城里有94%是少数民族。
 
    　县城在山脚，高速公路从山腰穿过——一头通往重庆，一头连着湖南。城里传来的鞭炮声，让浓浓的年味儿在空中弥漫。苗族的木鼓声，也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。

年饭菜单让人纠结

    　我回家已是腊月二十九。3年没见，年迈的父母平静地招呼着我：“回来了？过年还不晓得吃囊子（“什么”的意思）哦。”父母是不知道“纠结”这个词汇的。可他们真的很纠结，为年饭吃什么而纠结。
 
    　这是个新县城。老县城因为穿城而过的清水江下游修水库，已在水下。
 
    　大年三十一早，厨房里就有了锅碗瓢盆的声音。冰箱已塞满，鸡鸭鱼肉俱全。厨房的空地上，摆放着10多个大大小小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母亲在这些塑料袋中反复翻找，不停地自言自语“不晓得吃囊子才好哦”。
 
    　伯父伯母早已离世，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，早早过来帮忙准备年饭。看着母亲纠结，堂兄帮她拿了主意，说“架个炉子”。在重庆，“架炉子”就是吃火锅的意思。
 
    　但炉子，也不再是原来的土炉子，不再烧木炭。母亲从厨房的一个角落里，搬出了电磁炉。照例，年饭从年三十的下午3点开始吃，一直要吃到晚上12点。主菜是牛肉丝，汤汁刚淹过牛肉。各式蔬菜摆满一桌，随时可以在锅里烫着吃。母亲似乎有点歉意，说“平时都还要吃得好点”。

没人醉倒在酒桌上
 
    　记忆里，不管过年还是平时，总会看到家乡人在杯子里倒上自酿酒、米酒、包谷酒或红苕酒，这是习惯。后来父亲说，更因为自酿酒便宜，“好多人是喝不起瓶子酒（瓶装酒）的。”
 
    　从湖南到县城里做生意的陈波，在县城里娶了媳妇，孩子都上中学了。他也一度习惯了喝这个地方的米酒。因为他跟母亲很熟悉，盛邀我到他家里吃顿饭。他家里没有米酒，只有瓶装的高度酒。陈波说，最近两三年，“过年过节都不喝自酿酒了。”
 
    　家乡有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规矩：客人酒喝得越多，证明越看得起主人；主人得一个劲儿地劝酒，证明自己真心实意对待客人。陈波没有给我劝酒。同桌的还有他孩子的干爹干妈，亦不劝。似乎也开始习惯用“话聊”下酒。新县城的阳光广场、清水江商业步行街、哪个又挣了多少钱、谁家孩子又读大学了，还有那些彼此熟悉的陈年往事，都在话题里。
 
    　浅酌至深夜，步行回家。没有看到记忆中有人醉卧街头的一幕。妹妹说，你不常回来，不晓得县城里很多人都不像原来那样“烂酒”了。
 
    　烟花在夜空中绽开。隐隐而来的芦笙曲，估计是从县城广场传来的。苗族人的传统节目“踩芦笙”，有点像跳“锅庄”：中间一群人吹芦笙，周围一群人围着他们，和着节奏跳舞。芦笙曲夹杂着鞭炮声，把这个县城的年味儿造得浓浓的。

正月初一也做生意
 
    　正月初一，住在县城旁边一个寨子里的姜学伟，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睡懒觉。他在县城的农贸市场里，有一个摊位，卖蔬菜。大年三十那天下午，他又从附近的两个镇里收购了一些胡罗卜、白菜、蒜苗之类，准备正月初一继续做他的蔬菜生意。
 
    　当地人一直遵循一个古老的规矩：就是正月初一不做活路。但是，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遵循老祖宗传下的这个规矩。就像姜学伟一样，早上8点就到了农贸市场卖菜。顾客不多，但农贸市场的所有摊位都没空着。蔬菜、鸡鸭鱼肉蛋、干副食，应有尽有。
 
    　在这个小县城，赖燕兵算是世面见得多的人。他去过不少大城市，也知道大城市的农贸市场、大商场过年是不关门的。“你看嘛，我们小地方的农贸市场，过年也不关门了。”赖燕兵在农贸市场有一个办公室，正月初一，他的办公室也不关门。
 
    　3年未回乡，我的记忆在这个小县城里，很多已找不到对应了。维持记忆中现状的是，不管是在农贸市场，还是在每一顿年饭上，都没有海鲜。赖燕兵给我的承诺，似乎不草率。他说，现在高速公路直接通到了广东、广西，海鲜距这个山里的小县城，肯定也不远了，明年我再回乡过年，没准饭桌上就有了海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