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李杜白为例，“李诗仙”或“李酒仙”，似并无本质不同，传说他就是因酒醉后入水捉月而身亡的。杜诗圣也好生了得，每每“性豪业嗜酒”，“吾醉亦长歌”。白乐天同样不甘示弱，身体力行于“醉复醒，醒复吟，吟复饮，饮复醉，醉吟相仍，若循环然”的醉状。近日读新出版的《唐诗与酒》，已故作家肖文苑先生说“唐诗是用酒熏制出来”，不禁笑出声来。此无酒话，更非戏言，实在耐人寻味。

　　古代中国，酒与诗的勃兴不可能无缘无故，它与经济状况有关是自然的，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当朝政治的开放、开明。历史记载，允许随便饮酒的朝代并不多，周代曾明令禁酒，秦朝则制定沉重的酒税，汉初规定，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当“罚金四两”。魏晋虽无酒戒，但那些名士的浪醉与唐代诗人的狂饮，其背景还是不可同日而语。刘伶、阮籍、毕卓、陶潜等文人与酒纠缠，麻醉神经，常常为了逃离暴政，免遭横祸，用貌似洒脱的浪饮掩盖心痛、心碎。而唐代大部分时光都处于社会安定期，诗人心高气傲，以酒为乐，往往“既选良辰，亦择美景；既醉花，也醉月；既奏乐，也赋诗；既重物质，更重精神”。一旦遭遇仕途失意，壮志未酬，辗转流离之间，与酒更是难舍难分，不离不弃。唐代堪称酒徒的天堂，能诵得千卷经书的文人，甚至不及喝三斗美酒的酒徒受人尊重，这不足为奇。若以今人的实用主义眼光观之，诗酒当伴，不思谋生，整日呼朋唤友，醉意蒙眬，此书生意气当数没出息之辈，多半会沦为大众的笑柄。唐代的风尚却非如此，朝野官民，男女老少，饮酒之兴，百无禁忌，以至于酒味愈香，诗意愈浓，两者互为因果，彼此发酵，相得益彰，其乐融融。

　　唐代诗人众，酒徒多，为历朝历代之最，甚而至于，诗人与酒徒异质同构，合二为一，组合成了奇特的诗酒“混合物”。它体现了唐代开放的社会生机、开明的包容襟怀和充满创造性的艺术精神。“唐代三教并行，有人既是儒生，亦亲道侣；既属佛门，亦归儒宗。信仰驳杂者多，思想单一者少。分门别户，变红变绿，但常常在一个‘酒’字上，找到共同的语言”。每个诗人几乎都有一段“少年狂”的记录，最牛的还数李白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不惧权贵，敢摸龙鳞，对宰相、妃子照样叱之奴之，这里虽有个人的傲骨因素，且借了醉力酒胆，但若换个时代，必沦为朝廷的刀下鬼无疑。

　　“空气里弥漫着酒香，白天的太阳，夜里的月亮，仿佛都有醉意。”唐诗底蕴一直为肖先生所心仪，却总觉得“其实并未挠到痒处，好像还缺乏一点什么”，他难以想象，唐代的空气滤掉了酒气，还会有举世无双的那座诗歌巅峰吗？带来的效果是，醉眼看世界，比醒眼看世界会更有诗意。这种具有拓荒意义的美学发现，无疑拓宽了唐诗研究视域。我惊异的是，性格内向、毫无酒力的肖先生，曾有过饮小半杯啤酒便昏然睡去的尴尬经历，居然对古今酒文化的来龙去脉，源远流长烂熟于心，对各种酒的渊源、酿造、类别、品质、效力、药性、酒仪、酒规、酒令、酒俗、酒器等等细节更是如数家珍。经多年研究，他还有据可查地得出了杜甫死于糖尿病综合征，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也都患有严重糖尿病的结论。他的随笔功夫堪称一流，写诗人的醉态，诙谐风趣，颇有梁实秋先生的“雅舍”韵致。“入席之初，略绾衣袖，以免掀翻杯筷，当众失礼。红烧鲤鱼，清炖肥羊，夹时必须分外留心，以免礼服上洒汤滴汁，坏人兴致。但三杯落肚，酒瓶子快空，面红耳热，眼球变色，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饮不完的，沿着脖梗流下，衣衫湿了一大片。这时应赶紧掏出手绢来，擦汗才是。不，别管它。‘把酒从衣湿’(杜甫《徐步》)，‘淋漓身上衣’(韩愈《醉后》)……醉了就全身疲软，像隔夜的油条，就地卧倒……躺在那里嘴还能喃喃。但绝大多数，是蛇来咬他都不知道了。”

　　肖文苑先生堪称学者中的作家，作家型学者，早已有口皆碑。仅仅是晚年伏案，他不仅发表了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、百余首短诗和大量随笔，还相继出版了包括历史长篇小说、长诗集、文史随笔集达十余种。肖先生在其并不高寿的69年生涯里呕心沥血，辛勤笔耕，究竟留下了多少文字，还是个未知数。据肖先生家人介绍，整理遗物时，竟意外发现尚存肖先生已完成的另外书稿数种，其中有45万字的《文苑随笔》、小说集《文士的悲欢》、文史随笔集《闲庭扫叶集》、《唐诗审美》和一部散文集，这个事实令人唏嘘，也使我们对他的怀念更加深沉。